一、与朝鲜的文化交流
明初统治者，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，吸取前朝教训，立足于稳定国内统治，不轻易对外用兵。明太祖在《明皇祖训》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，他认为“四方诸夷，皆限山隔海，僻在一隅，得其他不足以供给，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”，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。[1]同时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交流。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即遣使出访高丽，通报他已即位改元，取代元朝统治，希望与高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。洪武二年，高丽国王遣使入明，请封爵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，自立为王，经明朝承认改国号为朝鲜。明与朝鲜友好相处，关系密切，经济文化交流都优先于其他国家。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、布、药材等物，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、马匹、纸张和苎布。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朝鲜一次就赠送中国耕牛一万头之多。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，促进了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。
明朝科举对朝鲜的影响　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明太祖向高丽遣使，颁布科举程式，准许高丽、安南、占城的士子参加本国乡试后，可以前来明朝京师参加会试，优先录取。李朝建立后，朝鲜继续实行科举制度，规定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通鉴》以上各史为基本教材，应试时必须写作表章古赋，使汉文学成为朝鲜文士学习的范本。因此，朝鲜便大量采购中国的图书。朝鲜使者、商人到中国后，都备有中国旧典、新书、稗官小说的书目，按照书目找书，不惜花费重金购买，带回本国。李朝印刷业十分发达，成宗李娎时，不但朝廷大量印刷诸子百家书籍，广泛流传，而且下令各地刊印书册。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《三国演义》也被翻印。许多朝鲜著作也在这时陆续印成，如《高丽史》、《三国史记》、《东医宝鉴》和崔致远以及各家诗文集等。成宗二年（1471年），还参照《唐六典》等中国法典及《朱子家礼》编成并刻印了六卷《经国大典》。这部政治纲领性质的大典的编印，使朝鲜的立国规模、典章制度趋于完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