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当看到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、成长、发展过程中，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同时也出现过把唯物史观错误地理解为教条的做法，这既有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来面貌，又使历史研究在一些领域或一些问题上陷入误区，如在对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划分上，在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上，就曾表现得非常突出。这方面的教训，是必须认真总结、永远记取的。
但是，我们在现今还必须要辨明的是，唯物史观并不等同于教条主义，不是运用唯物史观就必然导致教条主义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，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因此，回避唯物史观，或是“畏惧”唯物史观，都是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。
第二，学习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，是艰苦的科学工作。首先，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，这就要求研究任何历史问题时，都应当考虑到自身研究对象的准确定位，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下结论（随心所欲地下结论，是比较容易做到的，但那是不是科学研究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）。其次，唯物史观的生命力所在，还在于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，人们可以在把它同研究对象的密切结合的基础上，不断提出新的结论，以丰富、发展唯物史观本身。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准确地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，要明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，要从这二者结合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认识。这是一种艰苦的、创造性的学术工作。举例来说，研究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究竟如何界定？怎样做才既尊重历史，又符合现实？这个问题曾经使许多人感到棘手，并曾有过不少争论。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撰文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作为界限，由此上溯，凡在这个范围内的人们的历史活动，都视为中国史研究领域。[12]他的这个论点提出后，被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认可，从而解决了在中国历史研究范围上的种种争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