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山西各家票号的放款远多于存款，而放款一时半会又收不回来，加上很多人趁着时代动荡故意不还钱，但挤兑提现的人潮又蜂拥而来，最终，晋商彻底走上了末路。
当时，由于各家票号对外的贷款完全没有抵押物品，这就使得一旦发生坏账，根本无法进行平账；另外，与现代银行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制不同，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连带责任，因此当面对挤兑风潮无法兑现时，票号股东连家底、老本都得被清算掉。
以山西合盛元票号为例，到1920年时，该票号还有放款1170858两，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则为1113731两，两者相对仍有余款57127两，但由于放款收不回来，存款也就支付不了，最终该票号只能歇业倒闭。
而到了1931年，前清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，甚至亲自从甘肃跑到山西平遥，向当时存钱的协同庆票号讨债100多万两，眼看无法兑现存款，协同庆号的股东和经理人只能连夜潜逃。
在改朝换代和挤兑风潮的巨大打击下，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号的财东和大小掌柜们，只能纷纷歇业倒闭，并且四处逃匿躲藏。当时，很多经营票号的晋商为此官司缠身、债务缠身，有的被捕入狱，有的仓皇潜逃，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，最终只能沦落成沿街乞讨的乞丐。
到1921年，曾经在中国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只剩下了5家，到1932年，山西票号最终倒闭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在勉力维持经营，而当时，这两家最后残存的票号实际上已经改组成了银号之类的信用机构，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