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回答,我多少有些踌躇。诚然,从专业来讲,我的确是个伦理学家,但是,很可惜,我不是那种机灵的主儿。说到能将专业知识活用,随机应变,当即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,我却不敢自负有这种本领。对我的犹豫不决,对方大概早已察觉,抬起一直落在膝盖上的视线,胆怯地看着我的脸色,声音比刚才自然多了,恭敬地恳求说:“当然,我不勉强先生,非给出一个正确的论断不可。只是我已到了这个年纪,常年为这事所困扰,哪怕向先生诉说一下,对自己多少也是一个慰藉。”
给他这么一说,出于情理,也该听一听这陌生人的话。但同时,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份模糊的责任,沉甸甸地压上了心头。我一心想拂去这种不安,故作轻松,隔着昏黄灯火,招呼他靠近些:“好吧,那就听你讲述吧。不过,听完后,能否谈出什么意见供足下参考,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“哪里,只要先生肯听,就已足矣。”
这个自称中村玄道的人,用那缺了一指的手,拿起席上的扇子,不时抬眼偷偷看我一下,不如说是偷偷看一眼墙上的杨柳观音,声音仍是那么平板忧郁,断断续续讲了起来。
事情发生在明治二十四年(1891)。您知道,明治二十四年,正是浓尾大地震的那年。打那以后,大垣完全变了样。当时,镇上有两所小学,一所是藩主建的,另一所是镇上修的,分成这么两所。我在藩主建的那所K小学就职。在此前的两三年,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师范学校,稍后又得到校长格外器重,年纪轻轻,每月就拿到十五元的高薪。现下的十五元月薪可能是捉襟见肘的,可二十多年前,虽说不上富裕,也可衣食无忧了。在同事中,不论哪方面我都是众人称羡的对象。家里上无老下无小,只有妻子一人,刚结婚还不到两年。妻子是校长的远亲,从小离开父母,嫁我之前,校长夫妇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。妻子名字叫小夜,这话或许不该我来说,她非常柔顺,爱害羞,而且话也不多,总像一片淡淡的影子,似乎生来就苦命。像我们这样的夫妇,虽说没什么大喜大乐之事,日子也还过得安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