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回答，我多少有些踌躇。诚然，从专业来讲，我的确是个伦理学家，但是，很可惜，我不是那种机灵的主儿。说到能将专业知识活用，随机应变，当即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，我却不敢自负有这种本领。对我的犹豫不决，对方大概早已察觉，抬起一直落在膝盖上的视线，胆怯地看着我的脸色，声音比刚才自然多了，恭敬地恳求说：“当然，我不勉强先生，非给出一个正确的论断不可。只是我已到了这个年纪，常年为这事所困扰，哪怕向先生诉说一下，对自己多少也是一个慰藉。”
给他这么一说，出于情理，也该听一听这陌生人的话。但同时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份模糊的责任，沉甸甸地压上了心头。我一心想拂去这种不安，故作轻松，隔着昏黄灯火，招呼他靠近些：“好吧，那就听你讲述吧。不过，听完后，能否谈出什么意见供足下参考，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“哪里，只要先生肯听，就已足矣。”
这个自称中村玄道的人，用那缺了一指的手，拿起席上的扇子，不时抬眼偷偷看我一下，不如说是偷偷看一眼墙上的杨柳观音，声音仍是那么平板忧郁，断断续续讲了起来。
事情发生在明治二十四年（1891）。您知道，明治二十四年，正是浓尾大地震的那年。打那以后，大垣完全变了样。当时，镇上有两所小学，一所是藩主建的，另一所是镇上修的，分成这么两所。我在藩主建的那所K小学就职。在此前的两三年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师范学校，稍后又得到校长格外器重，年纪轻轻，每月就拿到十五元的高薪。现下的十五元月薪可能是捉襟见肘的，可二十多年前，虽说不上富裕，也可衣食无忧了。在同事中，不论哪方面我都是众人称羡的对象。家里上无老下无小，只有妻子一人，刚结婚还不到两年。妻子是校长的远亲，从小离开父母，嫁我之前，校长夫妇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。妻子名字叫小夜，这话或许不该我来说，她非常柔顺，爱害羞，而且话也不多，总像一片淡淡的影子，似乎生来就苦命。像我们这样的夫妇，虽说没什么大喜大乐之事，日子也还过得安稳。